戴德生 第四集
“照神的方式做神的工作，永远不会缺乏神的供应！”
“神的工作有三个步骤，从‘不可能’，‘困难重重’，到最后‘成了’！”
江浙一带，每到夏季酷暑难耐，百病丛生。西教士与其家属，往往因气候或水土不服而丧生。1867年8月，戴德生长女戴存恩因患脑膜炎而去世；1870年2 月，六岁幼儿存礼因肺病死于江船上；3月，刚刚诞生诺尔（平安）又不幸夭折；而更为不幸的是玛丽亚产下诺尔后染上霍乱，于7月23日告别了这个世界。戴德 生忍受着巨大的丧妻之痛，将爱妻埋葬于镇江，墓碑上刻着她与三个早夭儿女的名字。为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他把自己的妻子、儿女献于祭坛上。戴德生只有在信中 向母亲倾吐心中的痛苦与灵性挣扎:“惟衪知道我爱我妻的程度，我眼里的光，心中的乐都在乎她。她在世最后一天，我们互表历久弥新的爱情。她为我所作最后一 件事，就是将一臂搂抱着我的颈项，一手放在我头上，我想她是要给我祝福……当我独处房中，久不见爱妻身影，不闻在英儿女之脚步声，恐怖的空虚感向我袭来， 至此我方明白为什么主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恐怕一天有二十次，不分昼夜，当我的心一再渴了，我向衪呼求，他就火速来到，安慰我……我对 神的同在与安慰有如此真切的领受，有时我不禁好奇：玛丽亚在主的怀中，是否也能有如我这般深刻的体会?”
1871年8月，戴德生返英探望另外三个孩子，同行的有福珍妮（Jennie Faulding）和宓道生夫妇等人。福珍妮是“兰茂密尔团体”中人，已在中国宣教五年，当时是杭州教会的重要同工。她与戴德生在船上相处日久，感情日 深。抵英后，福珍妮征得父母同意后，于1871年11月28日与戴德生在丽晶教堂举行了婚礼。1872年11月，戴德生再度来华。此时他致力于使内地会在 各地建立的教会本土化，着力培养中国教牧同工，使教会不再依赖于外国差会，达到自立、自养、自传。
1874年1月，戴德生看到中国内地的更大需要，在祷告中求神再预备五十或一百个中国传道人，以便开发浙江省四府四十八县福音未到之地；也求神差派更多宣 教士来打开那福音未到的九省之门。1874年5月底，戴德生与祝名扬（Charles Judd）进入武昌，拟以此地作为进入九省的根据地。
1874年6月，戴德生因脊椎受伤不得不离华返英疗养，病重时几至瘫痪。到1875年4月，戴德生的健康逐渐恢复，他坚信神一定会带领他重返中国。他每天 对着墙上的中国地图，迫切为九省祷告；更祈求神亲自差派18位“大有信心、真诚奉献、火般热心，乐意为主生活、为主工作、为主受苦，甚至为主而死”的宣教 士去中国。结果神给了他24位，包括已在中国宣教的6位，共30位，从而掀开中国西南宣教开拓史的一页。
1876年9月，戴德生率队启程来华，神此时也为他们打开内地宣教之门。1876-1877一年半之内，大约二十位宣教士深入中国内地，总行程三万里路， 创下诸多个“第一”：戴亨利（Henry Taylor）是第一个进入九省的宣教士；福珍妮（Jennie Faulding Taylor）是第一个深入内地的女宣教士；赐医生（H. A. Schofield）在山西太原建立了内地会第一所医院；金辅仁夫妇（George & Emily Snow）是第一对定居于内地（陕西汉中）的夫妇；麦卡悌（John McCarthy）成为第一个进入云南的基督教宣教士 ……
1876-1879年，中国华北发生前所未有的大旱灾，整整持续了四年，同时伴有蝗灾与瘟疫的发生，其中尤以山西灾情最为严重。巡抚曾国荃如此描述说: “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奇灾，古所未见”，甚至在许多地方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内地会宣教士秀耀春（Francis James）和德治安（Joshua J. Turner）于1876年到山西开拓宣教工场，适逢大旱，遂投身于赈灾事宜。随后，内地会与另外三个差会合作，共有69位男宣教士全力投入赈灾行动。因 急需从事妇孺工作的女宣教士，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戴德生只好让自己的妻子珍妮前往山西赈灾。当时珍妮已有两个孩子，但她把他们托给戴德生的妹妹戴贺 美照顾之后，便带着两个年轻的女宣教士奔赴灾区，不久在太原成立了一所孤儿院，救助孤儿、弃儿。
1879年戴德生在山东烟台养病期间，感觉到那里依山傍水，气候宜人，遂萌生创立学校之念，以供内地会子弟就读。后与祝名扬一起购置土地，购买建材，建造 校舍及修养所。1881年1月学校正式开学，名之为“芝罘学校”，当时学生只有祝名扬的三个儿子。1882年招收学生14人； 1886年增至100人，分男、女、预校等三个部门。学校授课一律采用英国学制，高中毕业须经牛津考试，及格者可升入英国任何大学。数年后，芝罘学校成为 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文学校。至1942年，芝罘中学男女两校，共栽培学生2,116人，其中内地会子弟756人，毕业后献身宣教者有152人。
1942年，珍珠港事变后，芝罘被日军关闭，校产为日军接收，全校师生被关入山东潍县集中营，其中包括戴德生儿子戴存仁(Herbert H. Taylor)牧师和奥运短跑冠军李岱尔(Eric Liddell)。在二年多时间里，老师们以他们全部的爱关心、照顾着学生们的学习与生活，直到1945年8月战争结束。
从1879年开始，戴德生不顾自己的病体，经常到各地巡视工作，探视深入内地各处的同工。所到之处，给同工们带去具体的帮助与关爱。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 他已行过一万五千里以上的路程。虽然舟车劳顿，十分辛苦，但他内心却充满了极大的喜乐， 1880年7月，他写信给母亲说：“看到福音传到中国最偏远的地方，我心中的喜乐不可言喻。这事工值得我们为之生，为之死”。
1881年11月，戴德生在武昌召开会议，探讨内地会的事工与策略。会议决定再次征召77个宣教士。为此，戴德生特地于1883年3月返回英国。在任职伦 敦内地会的妹妹戴贺美和妹夫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的协助下，到1884年共有76位应召成为内地会宣教士，其中包括海班明的长女A. Gertrude Broomhall和长子海国禄（A. Hudson Broomhall）。姐弟俩同日启程赴中国太原，成为日后“海家班”在华宣教的先驱者。
至1885年时，除原有沿海二省(浙江、江苏)、内陆二省(安徽、江西)外，“中国内地会”已进入福音未至之内陆九省，远至云南、西藏。根据海恩波在《中 国内地会五十年史》一书中的统计，内地会至此共建立45个有组织的教会，141个宣教站或布道所，学校16所，宣教士137人，中国同工106人，受洗的 中国基督徒1,764人。
之后，内地会开始走向国际化。先是由戴德生和美国布道家慕迪共同促成的“剑桥七杰”之献身，在英美造成轰动；后有北美内地会之成立，差派宣教士来华；接着 又有欧洲差会加入，成为伙伴差会。同时内地会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苏格兰、美国和澳洲等地，成立咨询委员会，从而使内地会成为一个超宗派、国际化的宣教 机构。
“剑桥七杰”，即何斯德(D. E. Hoste)，施达德(C. T. Studd)，司米德(Stanley P. Smith), 章必成(Montagu H. P. Beauchamp)，盖士利(William W. Cassels)，杜西德(Cecil H. Polhill-Turner)，与杜明德(Arthur T. Polhill-Turner)。他们之中，有出身贵族、巨商，有运动明星、皇家军官，又皆为剑桥大学高材生，却为基督福音的缘故甘愿放弃锦绣前程，甚至 放弃巨额遗产，于1885年2月启程来到封建落后、充满敌意的中国内地，把他们的青春、才华与爱奉献给中国人民。他们抵华后，数十年之久，深入山西、四 川、甘肃，甚至西藏，拓荒布道，建立教会。何斯德和司米德在山西与洪洞县的中国传道人席胜魔成为亲密同工。席胜魔原系一秀才，吸食鸦片成瘾，后由英国宣教 士李修善牧师(David Hill)带领信主，不但自己戒掉鸦片，还广设“天招局”，助人戒烟。1885年夏，何斯德、司米德等人来到平阳，席胜魔得益良深。1886年当戴德生来 山西时，亲自按立席胜魔为平阳、洪洞、大宁三区的主任牧师。席胜魔与何斯德同工十年之久，成为主内至交，直到1896年离世为止。
1886年6月戴德生在上海召集同工，为购地建立内地会总部祷告。会间有一位名叫荣晃熙(Archibald Orr-Ewing)的青年人，刚刚在英国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后来到中国，准备加入内地会。祷告会上，他受感奉献为建造总部所需的全部费用。1890年2 月，内地会总部落成，门前纪念碑上刻着“为神的荣耀，并在中国拓展他的国度而建”。此后四十年间，这三幢楼房充分发挥功能。到1929年时，内地会宣教士 由当年的360位增至1,200位，楼房不敷使用，遂将之变卖，另建新楼于新闸路，并于1931年举行了奉献礼拜。
1886年11月13日，戴德生在安庆召开会议上，正式成立“中国咨询委员会”。为征召宣教士，戴德生于1887年1月第六次返英，四处奔波呼吁，足迹遍布整个英国。是年底，共有102位宣教士应召踏上中国宣教之行程，再次超过戴德生所想所求。
戴德生在中国多年，深深感受到鸦片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1888年6月，在伦敦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宣教大会”上，戴德生提出抵制鸦片贸易的动议，并获得 一致通过：“本大会在此，义正严词表达我们的看法，我们谨呼吁政府竭尽所能，全面压制邪恶的鸦片贸易，否则不足以为那已造成、并且还继续造成，对中国人民 身体、道德与社会，无可计数的伤害，担负起责任”。戴德生的妹夫海班明，多年从事反鸦片活动，不遗余力。他在内地会任职期间，担任“反鸦片协会”干事一 职，编辑《全国正义》杂志，并著有《吸食鸦片的真相》(The Truth of Opium Smoking)，与《英国的罪恶与愚蠢》 (Britain’s Sin and Folly)等书。在教会、宣教士和其他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促使英国政府终于在1917年全面禁止对中国输出鸦片。
1887年11月，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美国青年霍亨利(Henry W. Frost)来到伦敦，邀请戴德生到美国讲道，传递内地会的异象。1888年7月，戴德生在次子戴存义(Howard Taylor)陪同下，到慕迪举办的学生夏令会及尼亚加拉湖畔退修会上讲道，结果竟收到足以支持8位内地会宣教士的奉献。由此戴德生觉得成立内地会北美分 会，接纳北美宣教士的时候到了。他继续在北美领会一段时间后，志愿加入内地会的青年竟超过40位之多。经遴选后，最后选定14位，由戴德生亲自带领，于 1888年9月从多伦多启程前往中国，史称北美“兰茂密尔”团体。1889年戴德生第二次到北美，主持成立“北美咨询委员会”于多伦多。到1893年底， 北美分会共差派出39位宣教士赴华宣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