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发展
十七世纪的英国是现代科学发展的温床。英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一、二百年内，科学突飞猛进，远远超前于其他国家呢？人们从社会、经济、政治、实验方法等诸方面寻找原因。现在多数研究者认为，基督教信仰是促进英国现代科学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基督教一神观是现代科学的思想基础
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一元论世界观及由此产生的理性主义，中世纪在西方思想界占统治地位。一元论的世界观在理智方面抹煞造物主与被造之物的差别，认为人的理智的实能部分与神的理智相同。因而高举人的理性，认为人的理智和思想可以洞察宇宙万物的奥秘，是衡量一切真理的标准。人可以通过自己的默想，在理智中设立大前题，然后以此前提推演出去，用以解释各种事物，这叫演绎法（Deduction）。他们注重理智思维，忽视人对事物的观察分析。
按此世界观、方法论，亚里斯多德认为宇宙由五十五个同心圆球组成，最中心是地球，向外分别为水、气、火、天空星体等圆球。每个圆球都有灵性，神在所有的圆球之外，对各圆球产生吸引，因而带动宇宙各圆球运转。中世纪的教会及科学界，普遍接受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认为神是终极因，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4。在理性主义的束缚下，以实验、观察为主要手段的现代科学不可能得到发展。
公元1543年，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转的日心学，并得到天文学家伽利略和凯普勒从实际观察中得到的数据的有力支持，推翻了地心说。从此，经验主义的治学方法开始抬头，强调观察外界事物的重要性，在观察的基础上思考、分析、发现规律，即所谓归纳法（Induction）。经验主义哲学拉开了现代科学的序幕，伽利略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怀疑主义，只相信经验过的东西，不承认因果关系确实存在，认为科学只是经验的归纳，无法预测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休谟（David Hume）是代表人物。
此外，随著亚里斯多德宇宙观的被推翻，神是终极因的观点，也和地心学一起被许多人抛弃了。人们开始站在纯自然的立场，不再追求自然定律的终极因（why），而只是描述和形容自然规律（how）。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人文主义）开始在知识界占上风，认为一切事物皆由物质组成，提倡物质的永恒性，否定其被造性；强调真理的可经验性，摒弃时、空之外的任何客观实体；高举人的理性，相信人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认为宇宙乃机缘巧合的产物，否定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自然主义否定神后，在宇宙和人类起源问题上留下的空缺，为日后进化论的崛起提供了适合土壤（详见第六章）。
然而，基督教坚持一神的世界观，相信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人是按神的形像造的，人可以凭藉由神所赋予的理性去认识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进而认识神、荣耀神。也就是说，人可以从观察大自然开始（经验），藉著归纳和演绎（理性）提出假设，然后再用实验来证实、修正或推翻这种假设。有人称此为经验的理性主义。很明显，当今实验科学所采用的方法，正是源于基督教倡导的理性经验主义5。
科学研究有一个大前提，即相信宇宙万物是按一定的规律运作的，这种规律不随时间、地区和研究者而改变。这一前提被称之为自然划一原理。这一原理也是直接来自基督教的一神世界观。无神论演绎不出这一原理，使宇宙此起彼伏的多神论也无法使自然规律在整个宇宙和谐统一。过去在欧美占支配地位的基督教信仰，为科学研究建立了大前提，提供了正确、有效的方法论，使现代科学孕育于西方成为历史的必然。
基督徒是发展现代科学的中坚力量
按照《圣经》的教导，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护持者，人是神按自己的形像造的。基督徒相信，因神赋予的理性，人有能力接受神的启示去认识宇宙，进而认识神、荣耀神；同时，神要人治理环境、管理各种鱼类、飞禽、走兽（见〈创世记〉第一章）。只有对所要管理的对象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当好神的管家。为了认识、荣耀神，为了不负神的重托，一大批虔诚的基督徒以极大的热忱献身于自然科学，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各现代学科的奠基人。现代科学发展初期，英国社会的基督徒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而在英国早期皇家学会中，基督徒的比例却高达百分之九十！
牛顿是这一大批基督徒科学家的杰出代表。这位英国科学家二十七岁即出任剑桥大学教授，发明微积分法，确定运动三定律，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在光学和天文学也有颇多建树。后被推为皇家学会会长，并被加封为爵士。他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又是虔诚的基督徒。牛顿的父母是虔诚的清教徒。但他出生前三个月，父亲病逝。面对这个濒于死亡的早产儿，他母亲向上帝祷告：“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听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撒上一11)。所以牛顿从小敬畏神。牛顿成长过程中留下的最早记录，就是他在课堂笔记的空白处记下的祷告。牛顿常常到花园祷告与默想；苹果掉在地上，使他想到了万有引力。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曼纽(Manuel)说：“近代科学源自牛顿对上帝的默想”6。牛顿身为杰出的科学家，又常常公开表示自己的信仰，加上不擅交际，故遭到许多无端攻击。“当时宗教分子攻击他有一流的科学，却有三流的神学；科学分子攻击他有一流的神学，却有三流的科学；政治分子攻击他的科学、神学、人际关系都属三流；有人看他孝顺母亲又终身未婚，就中伤他心理不健全，现今还有人说牛顿有恋母情结；有人看他对学生好，就说他有同性恋”7。这些攻击使牛顿几乎发疯，也造成了他漫长的信仰动摇期(1698-1707)。直到英王任命他为英国皇家协会会长，攻击才消失。牛顿于一七二七年谢世，他晚年写道：“不管任何环境，要守住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和最大的诫命──爱人如己”8。
波兰天文学家兼数学家哥白尼经二十几年研究，发表《天体运行》（De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巨著，首先提出日心学，奠定了现代天文学的基础。哥白尼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早年学习神学和医学，一生悬壶行医，后又担任牧职传道。支持证实哥白尼的日心说的天文学家伽利略和凯普勒也都虔信神。伽利略虽遭到天主教教廷的迫害，他本人仍相信《圣经》，相信〈日心说〉与《圣经》并不矛盾。凯普勒是基督徒，曾在神学院进修两年。当凯普勒经过长期努力、终于发现了行星运行三大定律后，他将荣耀归给神：“我感谢你，造物主和上帝，因为你已在你的创造中给了我这份喜乐，我在你手作成的工中喜乐。现在，我已完成我蒙召应作的工作。在其中我已尽用了你赋予我心智的一切才能。以我狭窄的心智对你无限丰盛的理解，我将向那些将要读到我的话语的人彰显你的工作的伟大”9。
电解原理发明人法拉第虔信《圣经》，并是伦敦一教堂的兼职传道人，每周讲道多次，遗留至今的讲章有一百五十篇之多。他临终时，别人问他在想什么，他说：“我心灵很平静。”并引用《圣经》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提后一12）。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发现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卡尔文（William Thomas Kelvin），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一次，有个学生问他一生中最大的发现是什么，他没有说是第二定律，却说：“在我生平的发现中，最有价值的，是认识了主耶稣基督”10。
化学家波义耳（Robert Boyle）在他的科学论文中再三强调，科学研究的整体目标，是要显示《圣经》和自然规律的合理性及和谐性。他本人研读原文《圣经》，对基督教护教学甚有研究。在美国发行的第一本印地安语《圣经》是由他资助出版的。波义耳二十八岁后前往牛津，他与有“清教徒之父”之称的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建立了深厚友谊。针对当时有人以为对神虔诚就必须反对科学的谬误，他们宣称：“人得救的条件不是要反对什么，而是接受上帝白白的恩典。只要你肯，仍然可以在科学里爱上帝、敬拜上帝。”在波义耳的牛津科学阵营里逐渐聚集了一批杰出的基督徒科学家，并由此形成了“英国皇家科学会”11。
瑞典博物学家林奈氏（Karl Von Linnaeus）对现代植物学的发展有极大贡献，尤以植物分类法闻名。他将自然界分为动物、植物、矿物三大类，再细分为纲、目、科、属、种，成为现代自然分类法的基础。林奈氏一生敬畏上帝。据说某日他外出散步，偶见一艳丽夺目的花朵，深感上帝创造的奇妙、伟大，便立即跪下，感谢造物主的恩典。
法国化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是世界公认的微生物学的创始者。他发明消毒法，对人类医疗卫生贡献极大。又在防治瘟蚕病、促进法国蚕丝业的发展立下丰功。他对上帝和福音都有坚强的信心。他说过，“如果承认上帝的存在，这一个信心实比一切宗教的神迹更为超奇，不可思议。如果我们有了这种信心，这种悟性，那便不能不对上帝下跪，肃然敬拜了。”他常在实验室里，一面工作，一面祷告。在巴斯德的时代，有人认为生命可以由物质产生，即“自然发生论”。出于他对神的信仰，他不相信物质可以产生生命，相信只有神才是生命法则的作者。经潜心研究，他发明了消毒法，证明了物质不能产生生命。年老时，他回母校讲演时说，他一生面对极大反对、却能节节胜利的两个原因是：“信心，相信神的启示……信心是一条绳子，维系你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与你内心的呼召，成为一个和谐的关系。热心(enthusiasm)，这是最好的字，由En及Theo合成：En是里面，Theo是神。真正持久的热心是因为上帝住在我的心里”12。
法国另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巴斯噶（Blaise Pascal）英年早逝，离世时仅三十九岁。他十六岁时就完成了有关投影几何的名著，并先后发明计算器、晴雨表和水压机等，为旷世天才。然而，科学上的重大成就却无法满足他灵性的需求，他甚感痛苦，遂研读《圣经》。一天晚上正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时，神忽然向他显现，当年领以色列出埃及的伟大先知摩西所见的荆棘中的火焰，充满整个房间，同时上闻主声：“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非哲人之上帝，非学者之上帝。”使之顿时开悟，单靠科学、哲学，不能通神。面对真神后，他大获平安、喜乐。他将神的启示笔录、缮正，缝于襟内，终其一生，未告诉任何人。直到他去世时才被发现，现珍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巴斯噶悟道之后，尽弃骄淫之气，谦卑自律，判若两人。后著《沉思集》（Ponsees），为主证道，脍炙人口。他在《沉思集》中写道：「有两种人会认识上帝，一种是身处尊贵或卑微，内中常存谦卑的心；第二种是，只要真理，不管反对的人”13。
到目前为止，在人类历史上，能先用数学推导物理现象的存在、尔后由后人证明其正确性的，只有四位：牛顿、哈弥尔顿(William Rowan Hamilton，曾推导出“光在双轴晶体的折射会呈现圆锥状”)、马克斯威尔和爱因斯坦。前三位是虔诚基督徒，第四位相信有上帝14。
以上只是部分实例。在现代科学发展初期，建立了丰功伟迹的基督徒科学家还有很多。从现代科学的方法论的建立到基督徒的实际参与，基督教对现代科学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人甚至称基督教是现代科学之母。现代科学发展史清楚表明，那种认为基督教与科学对立、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的观点，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笔者也为自己因无知而曾持这种本末倒置的观点而暗自红过脸。
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逐渐认识神
有人常问，像上面提到的那些着名的基督徒科学家，是否因为出生在基督教家庭而信主的？按手头现有的资料，笔者不能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其中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受到家庭的薰陶而信主的。笔者认为，这些朋友所提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这些科学家因家庭的影响而信基督教，他们的信仰是否只是自然而然地随大流而已？此种观点可以理解，但不全面，也不尽符合事实。
不少基督徒的后代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成为基督徒的，有的始终没有成为基督徒。知名学者林语堂先生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他小时也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但成年之后，他对中国圣哲思想极为爱好，逐渐疏远了基督教。经过几十年的艰苦跋涉，最后才又回到主耶稣的怀抱里。他在《信仰之旅》的绪言中说："我获得宗教，走的是一条难路，而我以为这是惟一的路；我觉得没有任何其他的路是更妥当的，因为宗教自始至终是个人面对那个令人震惊的天，是一种他和上帝的事；它是一种从个人内心发出来的东西，不能由任何人来"给与"。"15 他在该书的最后一章“大光的威严”中写道：“那种在大马色路上炫花了圣保罗的眼的光，现在仍在世世代代中照耀，没有暗晦，而且永不会暗晦。这样，人的灵修于藉赖耶稣基督而上接上帝的心灵。”“如果人用心灵和诚实来崇拜上帝，形式只是一种用来达到同一目的的工具，各人各有不同。形式之有无价值，全视乎它们能否领导我们达成和基督建立友谊的目标。”（《信仰之旅》，第258，259页）
张文亮博士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记录了许多科学大师经过长期、认真、甚至痛苦的寻索，才归向基督的动人故事。“化学之父”波义耳的父亲是爱尔兰最有权力的李察(Richard)大公爵。在英国内战中，他的父亲、哥哥先后死去。他发现，政史革命死了那么多人，却未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仅仅是为了几个热血沸腾的口号。他从此变得反叛、苦毒和愤世嫉俗。后在布朗医生的启发下，二十八岁才成为基督徒。法国科学家帕斯卡二十三岁以后，在《圣经》的启示下，方冲破理性主义的束缚，实现了信仰的飞跃。曾任英国科学皇家学会会长的史托克(Sir George Gabriel, bart. Stockes)是牧师之子，常因信仰受他人责难，所以他上学后就开始反对父亲的信仰。但因信仰而使他常问自己的话“在时间无穷的列车里，我将置身何处？”却挥之不去。在他成名以后，正是这句话使他降服在耶稣面前。他曾与无神论者休膜(David Hume)力辩，也曾向造访的达尔文(Charles Darwin)传福音。“热力学之父”凯尔文是十岁就上大学的天才。十六岁时，他读到德国天文学家凯普勒的心路历程：“这位德国的科学家从小就以天才着称，但是愤世嫉俗，与世格格不入。……后来，他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内心深处在寻找必须的永恆。于是，他不再看地上的人、事，转而研究天上的星辰运动，因此宣告神的作为在那里！”这个短短的见证，把凯尔文引上信仰之路。从此，他把科学和信仰紧密结合起来。他不仅力挽狂澜，决不随声附合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常在自己的研究报告中提到信仰。发表热力学第二定律时，他引用《圣经》的话：“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诗篇一○二26），表示自然过程中熵的增高。他二十八岁发表热动力理论时，在报告中写到：“上帝在这个时代还行神迹吗？是的！科学知识来自上帝，放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能够了解。过去，他把异象放在先知的梦中，现在他把知识放在人的心中，使人能建立理论以说明这个世界的真实。人的理解心智，是上帝创造的。”16
不可否认，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少有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冲突，不会有太多的理性挣扎，比较容易接受基督信仰；也确有人是在这种环境中“糊里糊涂”地成了基督徒的。然而很难想像，那些有高度智慧、理性、逻辑思辨能力、在科学上取得非凡成就的基督徒科学家，会在信仰上采取人云亦云的轻率态度。事实上，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到，他们一面努力搞科学研究，一面严肃地思考、寻求信仰。他们的信仰不是盲从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知道所信的是谁，知道为何要信。
英国当代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霍顿（John Houghton）在谈到自己的信仰时，这样说过：“有了很强的历史证据，加上千千万万基督徒的见证，也不能说服我。因为我要亲自去体验、证实我可以与神建立的个人关系。那么，我需要的是怎样的证据呢？很少有人像使徒保罗，突然看见属灵的事实如刺眼的光芒，照亮了整个信仰的心田。多数人走向信仰的过程比较长远，就像人与人的关系一样，一见钟情到底比较少，多数人是逐渐地认识到神的真实的。所以我个人的论点包括历史的证据，历代教会的经验，再加上我个人的体验，都是贯穿一致的体系。有了信仰的观点，历史的基础是否重要呢？有人认为关系不大，他们觉得信心可以胜过历史而独存。但大多数的基督徒，连我在内，却认为必须有历史的根基，否则信仰不能成立。正如使徒保罗在初期教会就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林前十五14）。历史的基础与信心的经验并驾齐驱，相辅相成，缺一不可。”17 这番话颇能反映历代基督徒科学家们在信仰问题上所持的严肃、审慎和执着的态度。
此外，不少科学家是在科学研究中认识神、完成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思想飞跃的。
英国科学家虎克(Robert Hooke)因制造第一台显微镜、第一台真空抽气机、第一支水银温度计、第一架天平等等，而家喻户晓。但虎克的信仰之旅却很有传奇色彩。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岛上的牧师，家境贫穷。加之他是天生残疾，从小就在苦中挣扎。他不理解，像他们这样为上帝全然摆上的家庭，反而得不到神的眷顾！他二十岁时写道：“我要逃避上帝，如同逃避瘟疫一样。我恨上帝，我要对上帝说：我是无法被他感动的一位。”十年后的一天，他把一只被捏死的跳蚤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啊！我不禁赞赏跳蚤的美，”事后他写道，“跳蚤毛的结构、排列次序，不只是一种艺术的美，我看到一种神圣的美，一种信仰的美。”藉著一只跳蚤，这个自称是“圣灵的绝缘体”的人，回到了上帝面前18。
